对于这些不同的计量检验结果，计量者本人拥有很大的解释权。
[52]不过，法院并没有一贯坚持这种主张。[30]在交往过程当中，不同的交往参与者如何克服掉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观念，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呢？哈贝马斯的回答是，要通过交往理性( kommunikativeRationalitat )，通过人类语言和行为当中内在的交往理性促使参与者就世界中的存在达成沟通。
【关键词】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非经依正当法律程序之审判，不论其身份与环境状况如何，均不得将其驱逐出国，或强使离开所居住之采邑，亦不得予以逮捕、拘禁，或取消其继承权，或剥夺其生存之权利。[25]正当法律程序的灵活性和可变性，使得它恰如一张博登海默（E. Bodenheimer）所说的普洛透斯之脸(a protean face)。[6]1．任何人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排除偏见）古老的拉丁法谚Nemo judex in re sua，意谓任何人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No man a judge inhis own cause)。如果没有事实裁定和法律解释，法院就不能充分行使审查职能。
See Tribunals and Inquiries Act 1992, Sec. 10.[47]Padfield v.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od[1968] AC 997.[48]新南威尔士上诉法院（New South Wales Court of Appeal）曾经试图将行政机关说明理由的义务作为一项普遍原则引入普通法，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 of Australia）坚决地推翻了它的判决。[16]要求正当法律程序全部采取正式的听证，既无必要，事实上也不可能。1979年，《人民日报》发出《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的通讯，掀起全国学习枫桥经验的热潮。
在枫桥地区，用文化或文学艺术的载体和形式（包括音乐、影像、戏剧表演等）进行宣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日常治理实践。这起特殊的案件最后以兄弟间矛盾平息，双方握手言和，和好如初为结局，一时在当地传为佳话[25]。后来村民们把村规民约比作是一部岫山村的小宪法。在这样的组织策略里，政治和历史之外生活的村民进入了政治的领域，而在为着共同的稳定、和谐等政治目标被动员和组织起来的过程中，不同阶级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妥协和分配机制也完全可能形成和成熟[37]。
从工作机制看，主要强调政府部门之间的配合以及调动，实行三联（组宣联手、镇村联动、工作联考）考核制度和包村干部反考三落实（即包村工作向村述职，包村工作由村评议，包村工作与村捆绑考核），使机关干部的工作由被动型、应付型、任务型向主动型、宣传型、创新型转变，通过进村入户，了解群众呼声，理顺群众情绪，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格式化的治理方式，不仅意味着注重日常生活细节的纪律制度的建立和治理方式的转型，也不仅意味着人口和身体成为了管理和监视的对象[17]，它还意味着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确立，意味着对于传统和治理经验本身的尊重。
到1980年，官方文件正式确定将枫桥经验的重点转向对违法犯罪人员的帮教改造工作。在调委会调解期间，负责分片联系的法律指导员也及时进行跟踪指导，以了解纠纷的调处进程，并及时为调解干部提供法律咨询或调解建议。所以，正如黄宗治所分析，调解包含着某种程度的道德理想和实用性的结合[26]，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实用道德主义的调解原则。第三，通过《人民日报》和其他各种地方党报的宣传推广，使其产生重大影响。
这次将侄子告上法庭，一是侄子出手伤害他们，实在伤心。在宣扬某种特殊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可能出现教条化、空洞化、理想化的趋势。在审理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未果的民间纠纷时，法庭邀请相关调解人员到庭旁听，让他们学习审判人员说理讲法的特点和调解技巧，以进一步提高他们调处纠纷的能力和水平。它生动表明司法独立的要求与充分利用和调动其它救济途径其实并不冲突，不同的部门、组织之间加强联合互动的合作机制，将有利于整合法律资源，急人民之所急，更好地体现司法部门的服务职能。
它所提出的说服理由，既有道德感化，也有经济算计。这些实践智慧的总结，既带有亲民为民的特色，也说明政府或国家在其中扮演的主导角色。
枫桥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语词和实践如何交错并最终可能走向统一的制度样本。《社区矫正对象逃脱、下落不明情况登记簿》。
利用传媒加强宣传，是枫桥经验不断推广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一经验当时即在全国广泛推广，直到今天仍在不断创新发展，充满生机活力。这种合力具体又要求党委抓总，部门协同，镇村联动。而且，作为一种以地域为载体（以枫桥地区为标志）而不是以人为载体（以马锡五这个人为标志）的经验，枫桥经验更具有地理政治学的符号意义：当地政府出于政治和发展的需要，必然会不断挖掘这一经验中蕴涵的各种有利资源和积极意义，而不像马锡五审判方式那样，其中所包含的司法调解经验已具有相当成熟的制度和技术因素，并得到了普遍推广和认同，马锡五其人的主体身份意义已不再重要，这种审判形式所面临的与时俱进的要求也就不那么急迫。但枫桥经验的真正价值并不在此。这就是理解枫桥经验的两个线索，一是考察其制度变迁的政治性和时代性。
从枫桥经验治理实践中横向的丰富内涵来看，其核心的真正动力，还是在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尽管从表面看政府总是起着主导作用。镇政府设立综合治理委员会，其中的调解组织包括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其解决纠纷的数量占总量的15％左右。
干警风貌和态度：人要精神、物要整洁、说话要和气、办事要公道[20]。《社区矫正对象（月）情况统计表》。
四、教化治理：标语、口号与就地解决矛盾的调解枫桥经验的治理模式还体现在其宣传和教化的功能方面。而在每一次大会召开前，都会组织编纂各种纪念文集。
这种紧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必要的。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要捍卫国家支配社会的正当性。《社区矫正工作者走访登记簿》。[36]关于如何利用和整合中国传统来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的问题，可参见甘阳于2005年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
我们是否可以据此建构起某种新型的国家一社会关系，将国家为主体、社会为背景的经验，创造性地转化为社会为主体、国家为背景的经验？（二）枫桥经验的推进机制：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而在如何服务这个环节上，政府的内部又有许多考核标准，即根据政府各部门的分管领域和事项，确定各种具体的指标和分数，作为年终考核的标准，分数不达标者即为考核不合格[40]。
在调解的过程中，情和理的运用自然就要优于法律的运用。针对村民邻里不和的情况，村干部在宣传栏里刊登了乡邻乡亲和为贵、家和万事兴、怎样正确对待婆媳关系等文章，达到了启发教育的目的，许多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得到了缓解，对将要发生矛盾的家庭及人和事也起到了作用。
现有从解放初期到2003年的治调档案40余卷，各类财务、文书、建房档案100多卷，每一卷都装订成册，细致保存。以派出所民警为骨干，以护镇队、护村队、护楼队、护厂队为主体的组织体系。
他们明确指出，枫桥经验依然适用，农村的治安问题依然复杂，依然要依靠群众，实行帮教。该法庭提出了四环调解工作指导法，即抓住诉前环节，进行普遍指导。《社区矫正对象年（季）度考核表》。[38]（法）福轲：《治理术》，中国学术论坛网，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5373，最后访问时间：2008年1月。
1982年诸暨司法局的简报在介绍枫桥经验时，提到了要运用枫桥经验重视调解工作，枫桥经验纳入了民事调解的经验，其组织设置也从治保组织发展到建立各种调解组织[9]。我们的结论是，枫桥经验与现代中国法治具有一种相辅相成的生成关系，具体而言，它与中国特色的法治模式之间具有内生性、衍生性和共生性。
正如岫山村的介绍材料所述：墙头文化是咱们村干部的好帮手，是不会讲话的宣传员，是新形势下的一种新的宣传形式，是先进文化的一种具体体现，办好一批墙头文化也是抓好农村精神文明的有效载体。[32]相关论述，可参见李猛：《论抽象社会》，《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它们分别被称为小人大和小宪法[28]：材料一：2002年10月，村中的一段水泥路破了，村里研究并拨出1000元钱作为经费，让四位新干部负责修复这段水泥路。另一方面又强调要走群众路线和地方自治，体现了民间主导的特点。
